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

微光.崇高


藝評/陳怡君
「崇高」


K’s Art展場的左邊牆面則不時發出聲響,白色的作品在白色的牆上,發出白色的聲音,辨識不出任何邏輯的聲音。近看那漆白的音樂盒,手搖桿在木盒右側,一個長條狀音卡上面蛀滿圓形孔洞,從樂盒鐵質機具下鏈鉸而過,紙卡長度約45公分,白色音卡背面所刻畫的五線譜,無分段落地從卷首延展到卷尾,圓洞左右跳躍在18個音階上,形構出一個音樂演出的舞台。在線譜上喬裝成音符的圓洞,在轉軸的帶動下陸續登台,有時六個音符一起亮相,有時12個音符同時發出聲響,轉軸旋轉20秒後,即可發現這些前後躍出的音符背後,並沒有一齣戲的串連結構,它們是隨機失序的演出,這是一段無樂性的聲響。


失序無邏輯的聲音,回絕了觀者原始的設想。在無法預知的音線上,它勾勒出一種抽象情節。直到觀者意念被一旁展示的「點字」觸擊時,兩物間的連結才通電了,是盲用的點字系統轉換成音的孔洞,才組合成剛剛聆聽到的聲線。那是一個個的點字組合,由凸變凹,由觸覺的接收轉譯成聽覺的接收。在觸覺的使用上,點字已是一套可讀性的符號系統,六排乘三列的凸點組合,從指尖的螺旋紋槽傳來,形成一字、一句、一文。字從耳廓一一進入耳道,在鼓膜處敲出震鳴,卻沒有凝結成一個可辨性文法。

翻譯是把某語言系統轉化成另一個語言系統;轉碼則是把某訊息依使用目的翻轉成另一種符號。不管是翻譯或轉碼,它們都可以平行逆向傳輸,經語言結構或符號體系在甲地分解,在乙地組合成新構建。但是從沈柏丞的詮釋路徑上,從文字到點字是合理性翻譯,但從點字到音符上,則產生了劇烈扭轉,音符與文字隸屬於不同的象限,這件作品把文字讀出音了,但是卻不知怎麼和字義對位。每個轉動,都鏈鉸了三個字從機器下方行過,每個榫洞皆敲擊出正確音域。只是這樣的聲音敘述充滿挑釁,因為語音與文義彼此產生離異。

沈柏丞的靈感源自於音樂盒上的音筒,金屬圓筒狀上的圓凸點分佈,乍看下就類似一卷盲用的點書,沈將音筒轉化成音卡,採相紙當作音卡所需之材料,這純手工音樂盒讀出了兩首詩,也讀出了班雅明在近七十年前所發表的〈攝影小史〉,在5000公分的音卡上,順時鐘旋轉90度,從五線譜的解讀可看見音符,從洞的排列位置則可以緩緩讀出一行接著一行的文字。隨著手轉樂盒的速度,文字輸送有快有慢,隨時可停頓下來再繼續前進。書中的一段文字內容如下:「小提琴家必須自己創造音調,要像閃電一般快速地找到音調,而鋼琴家只要敲琴鍵,音就響了。畫家和攝影家都有一項工具可使用:畫家的素描調色,對應的是小提琴的塑音;攝影家則像鋼琴家,同是採用一種受制於限定法則的機器,而小提琴並不受此限。沒有一位如帕德魯斯基(Paderwski)的鋼琴家能享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(Paganini)同等的聲譽,亦不能如後者展現出幾近傳奇的魔術技藝。 」班雅明引用了瑞赫特(Camille Recht)的這段比喻,形容利用攝影詮釋主題就如鋼琴一般受限,它們的宿命與物理條件緊密綑綁。而沈柏丞使用的音樂盒技術也類似於鋼琴,它機械性的演奏設定好的曲目,沒有任何走音的機會。〈攝影小史〉上一排排的印刷字,嚴格控制音階走向,不偏不移的。

在作品製作過程,它是一連串嚴格且精準的對位,但轉碼的路徑卻行走到一個不可思議的軌道,班雅明在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裡,論及一件藝術品的貶值,是因為複製技法無法呈現出原作的「此時此刻」,其見證力的權威性受到動搖了,那傳奇性的氣韻之環正在消逝、衰退。順著班雅明的思想脈絡往下走,「攝影術」的出現則撼動了複製品的定義,它拉近了人與靈光間的距離。而沈柏丞把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這原始文本,複製成一本點書,再從點字複製出一卷聲響,當這複製品的符旨投射到意象模糊處時,班雅明原始文本的價值因此蒙塵了嗎?

沈柏丞的閱讀系列,複製手段是跳躍性的,它拷貝了原作所有元素,但卻開闢出異常路徑去掃瞄文件。攝影術已改寫了我們擁有事物的方式,文本的轉碼當然也能從原始文義上逃脫,意義的產能往往就發生在「誤讀」的狀態下。


相紙的命運在K’s Art場景上,逢上不同的境遇,右牆藝術家用相紙打撈出一段不易見的時段,左牆創作者則是用相紙打出音響的卷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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